第五章 宽容是消除暴行与仇恨最好的方式（3 / 4）
“多少年来，”西尼·史密斯说，“英格兰人一直企图迫使苏格兰人改变信仰。在派出大批长老会牧师之后，他们又派出了骑兵、步兵和炮兵以及一些军职人员。血腥的屠杀时时发生。但是，令这些主教统辖制度者大为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引入《祈祷者手册》，并不能阻止这些超乎自然的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进入天堂。他们仍然沿用这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苏格兰人按照自己的那套烦人的方式崇拜上帝，他们没有遭受任何来自上帝的痛苦和任何来自上帝的惩罚，也没有因此失去什么。天空中并没有出现雷霆，这个国家也并没有毁灭，世界末日仍然没有来到。那些预言了这一切后果的达官显贵被人彻底遗忘了。从此，苏格兰成了英国不断进步的动力。”
宽厚容忍是近来才有的一大发明。火刑已经被停止，说服人们做到这一点完全必要。如同那些产生奇闻怪事的年代一样，殉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被枪杀、被钉在火刑柱上，或被车轮活活辗死。然而，我们仍然要经受被孤立、误解、嘲弄和谴责的痛苦。正同以往，对于那些秉持良心坚持真理的人，勇气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在今天这个对宗教表现得特别冷漠的时代，保持真正高尚的行为准则和纯洁的本能比以往殉道的任何时代都要困难得多。“频繁的迫害和凶残的惩罚，”一个著名的作家说，“是对人的胆识和勇气的一种刺激。但是，那种无人在意、留心，缺乏任何人性幽默和神性怜悯的使人萎靡不振的信念，却比任何政治的残暴和社会的不文明所造成的破坏性还要大。”
但是，我们真正放弃了那些关于迫害毫无价值的观念吗？在今天，印刷和出版是自由的，人们可以通过出版物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该怎样看待最近刊登在伦敦一家报纸上的一起法院判决呢？“考虑到人类的目的和文明社会的意图，与路德和加尔文所犯的罪行相比较，杀人和抢劫是比较轻微的犯罪行为，因为他们没有产生四处蔓延的灾难。”这种判决或许会得到残杀圣巴特罗缪教徒的刽子手和烧死、杀戮数千坚持自己宗教信仰的作恶者的赞同。但是，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以往。我们的祖先传给了我们无价的自由——它是通过一些最高尚人士的生命换来的。如果不能容忍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那么这是我们的过错。耶稣会会士，他们曾经和胡诺格教徒一样，从法国被驱逐出来。现在他们是自由的，和其他受迫害的人一样，生活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但是，他们必须尊重法律，尊重保护他们的国家的宗教宽容政策。
威廉·佩恩指出，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力量在于民众意见的一致，不管是基于宗教学说还是宗教实践，都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力量往往在于各种意见、职业和实践的共存和相互之间的宽容。人的个性必须得到维护，无个性就不会有任何自由。个性，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受到宽容和尊重，因为它是一切善行的源泉。“如果人的个性存在，即使是在专制制度下也不会产生最坏的影响”，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执行神的旨意或是实施人的命令，对个性的任何压抑都是专制。”
杰勒米·泰勒用一个东方神话故事来说明基督教的宽容精神。有一天，亚伯拉罕坐在自己的帐篷门口，这时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斜靠着一根拐杖，出现在他面前。亚伯拉罕把他请进帐篷，给他端来了一盘肉。他发现这位老人进食前没有进行祷告，于是便问他为什么不尊敬神。“我只崇敬这堆火，而不承认其他任何神灵。”亚伯拉罕非常生气，于是把这位老人赶出了帐篷。接着，上帝来拜访亚伯拉罕，他问那位陌生人现在何处。“我把他赶走了，因为他不尊敬你。”“虽然他不尊敬我，但是我宽容了他数百年，难道你对他连一个晚上也不能忍受吗？”听了上帝的一席话，亚伯拉罕把这位老人找了回来，并给了他殷勤的招待和善意的教导。
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即使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也要经受殉道者的危险。在以往的时代，诸如天文学、博物学或物理学领域，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发现不被指责为是对上帝的不虔诚。布鲁诺由于揭示了他那个时代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但却是错误的观念而在罗马被活活烧死。他的后继者哥白尼被认为是不信神的人。在荷兰米德堡的利普斯尼发明了望远镜之后，伽利略吸收了他的思想，自己制作了一台望远镜，然后爬上威尼斯的圣马克教堂塔顶去观察天体。他“以无比的快乐”去观察行星和恒星，由此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和光环、金星的相位和太阳的黑子。他忠实地记下了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以此为基础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一生中的发现或许会比将来任何一个天文学家的发现都多。
但是，伽利略的这些发现与当时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宗教裁判所开始对天文科学进行思想控制，伽利略被传讯到了罗马，要求他对自己所出版的一些异端邪说负责。宗教裁判所强迫他放弃自己的意见，即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学说。宗教法庭审判官把伽利略、开普勒和哥白尼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但是，伽利略再一次振作起来，他以对话的形式，出版了一本新的著作，来捍卫自己的学说。随即他又被传讯到了宗教裁判所，他们强迫他双膝跪下，放弃他的伟大的发现。伽利略缺乏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在否定自己信念的时候，他已经年逾古稀。如果当时他能够对这些指控做出答辩，他也就不会受到迫害。然而，真理始终是永远存在的，在以后的各个时代中，观察都被安放在人类知识的正确位置上。
帕斯卡对伽利略所受到的指责做出了如下的评价：“那些耶稣会会员从罗马教廷所得到的反对伽利略关于地球运动观点的教令，是毫无用处的。地球自始至终从未停止过运动。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一直在沿着圆周轨道运转。人类既不能使它停止，也不能使自己不随着它而运动。”真理可以长期地以一种隐秘的形式存在，但它最终必然为人们所熟知。真理所遇的阻力越大，与谬误作斗争的时间越长，它为人们所接受的范围也就越广，最终胜利的必然性也就越大。
开普勒的一生和伽利略一样，也是十分凄惨的。他原本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后来被送到了莫尔布诺姆教会学校，最终成了一名学识渊博的人。他接受了斯蒂拉州格拉兹大学的教授职位，致力于行星的研究工作。后来，被国王任命为皇家数学家，尽管他所得到的报酬还不足以养家糊口。在林茨地区，开普勒被罗马天主教廷赶出教会，原因是他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关系到圣餐变体论。“法官哪，”他对霍夫曼说，“我的观点给你们提供了多大的帮助哇！可是这些牧师和督学却公开地污蔑我是异教徒。在每一个问题上，我所采取的立场和上帝的旨意都是完全一致的。”
当时，波洛尼亚大学给开普勒提供了一个数学教授的职位，条件是他要改变自己的观点并谴责伽利略的论调，开普勒断然拒绝了这一职位。“我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增加收入，”他说道，“我习惯在德国人中间过一个德国人的生活，从而充分享受言语和行为上的自由。但是，如果到了波洛尼亚，我就会受到控制。这样的处境即使不是危机四伏，至少也会使我声名狼藉。我将会因受到别人的猜疑和恶毒的攻击而寝食不安。”
1619年，开普勒发现了在科学史上永不可磨灭的著名定律：“行星运动的周期的平方与它们距离的立方有关。”在通过17年的艰难探索后，发现这一原理的绝对真理性，他欣喜若狂。“死神即将来临，”他说道，“不过我的书已经写完，至于是当代的人去阅读还是留待未来的人去阅读；或许等来一个读者要等上一个世纪，就像上帝等来一个观察家等了6000年，我都不会在乎。”
开普勒接下来出版的一本书是《哥白尼天文学摘要》，它在罗马也受到了强烈批判，并被列入禁书目录。与此同时，一件更糟糕的事情使他心烦意乱。他那70岁高龄的母亲被关进了监狱，并受到了严刑拷打，她将作为一名女巫被活活烧死。为了减轻母亲的痛苦，使她免遭更残暴的处罚，开普勒及时赶回了他的家乡斯瓦比亚。然而，更多的麻烦事情发生了。斯蒂拉州下令当众烧毁他在1624年出版的《记事录》一书。他的所有图书也被耶稣会查封。由于民众的起义，开普勒被迫离开了林茨，这次起义后来取得了胜利。在阿尔伯特·华伦斯坦即弗里德兰德公爵的保护下，开普勒到了西里西亚的萨冈地区。不久，由于积劳成疾，脑力衰竭，他死在那里。
或许哥伦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殉道者，他为新大陆的发现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羊毛梳理工家庭，家庭状况使他缺乏实现自己理想的必要条件。他崇尚自己的理性，敢于相信那些世人所不相信甚至表示轻蔑和嘲笑的东西。譬如他坚信地球是圆的，而当时的人们却认为地球是方的。他认定人们所还不知道的那些地表，不可能全是海洋，海洋中可能还有大陆。这当然只是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对于缺乏勇敢精神的人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一个高贵的灵魂而言，它必将引发一种莫大的力量。在国人看来，哥伦布在茫茫大海上实现在一块新大陆上的登陆，幸免于难，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在理智上哥伦布不仅是一个英雄，他同样是位果敢的实干家。他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游说那些皇帝和国王去游览基于理性他洞察到的在遥远的海洋中的另一个新世界。一开始，他企图说服自己在热那亚的同胞，但是他失败了。接下来他到了葡萄牙，向那里的议会递交上自己的计划。这个提案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和胡思乱想，因而也被轻蔑地拒绝了。尽管如此，这位国王私下里还是接受了哥伦布的想法。因此在哥伦布这位航海家的带领下，一队船只从里斯本出发了。尽管由于受强烈风暴的影响，经过4天的航行之后，船队又回到了原港。
哥伦布再次回到热那亚，再一次向共和国提出自己的建议，结果再一次失败。然而，他没有灰心丧气，发现新大陆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目标。他动身去了西班牙，在安大路西亚的帕洛斯镇登陆，他碰巧敲开了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大门，向他们讨一点面包和水。开门的修士收留了这位陌生人，并给他以盛情的款待，从而也了解了他的经历。这位修士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并给足他去当时西班牙宫廷所在地科尔多瓦城的盘缠。国王斐迪南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但是，在做出决定之前，国王准备把这项计划交给他在萨拉曼卡的那些最有智慧的顾问班子讨论。哥伦布不仅要回答向他提出的一些科学方面的问题，而且要回答一些《圣经》中的问题。西班牙的牧师们认为哥伦布的理论与他们的信仰正好相反。他们指出，地球是一个巨大的方形碟子。如果在海洋之外还有新大陆存在的话，那么，所有的人类就并不都是亚当的后裔。哥布伦被当作一个傻瓜赶了出来。
哥伦布仍然坚信自己的理论，他先是给英国国王，然后又给法国国王写了信，但都石沉大海，毫无结果。最后，在1492年，哥伦布由圣安吉尔的路易斯引荐给了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随同哥伦布前往的朋友对他的事业深信不疑并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女王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答应立即着手筹划这一事情。他们准备了一支由3艘小吨位轻快帆船构成的船队，其中只有一艘上面装了甲板。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帕洛斯港口起航。在经过长时间地同人类的愚昧无知作斗争之后，现在他又不得不同船员的迷信作不懈的斗争。他为此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对海洋的一无所知，各种深不可测的危险，时时降临的恐惧，至少是对可能要挨饿的担心，对静默洋面的烦燥不安，对发现新大陆的失望，有时会激起船员们的造反。而哥伦布却满怀信心，勇敢地去征服他们。最后，经过70天的航行，终于发现了陆地，哥伦布站到了圣萨尔瓦多岛上。接下来，又发现了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岛）。它们被以西班牙国王和女王的名义占领了。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他们还建造了一个要塞，并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司令官和一些人员。然后，哥伦布返回西班牙去报告他的这些新发现。
返回后，哥伦布受到热烈的欢迎，声名远扬。不仅在西班牙家喻户晓，而且英名传遍世界各地。他在西班牙没有逗留很久，很快便动身去美洲，这一次他带了14艘小吨位轻快帆船和3艘大舰艇，总共约有1200人。许多贵族也加入了这一探险活动。他们发现了瓜德罗普岛和牙买加，对圣多明各和古巴进行了考察。但是，那些贵族们所期待的奇迹般的金子并没有出现。这时，派系斗争开始展开，并以流血冲突结束。哥伦布试图再次激起他们探险的热情，但都枉费心机。贵族们对他不屑一顾，把他看成是自己悲惨生活的始作俑者。
哥伦布第二次回到了西班牙，没有像以前那样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西班牙的统治阶层带着几分好奇接待了他，但多少有些冷漠。哥伦布发现这些朝臣大多对他产生了一种卑鄙而又充满邪恶的嫉妒。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了另一次探险。6艘大轮船载着哥伦布和他的追随者再次开向了新大陆。这一次发现了美洲大陆和在加勒比海中的其他岛屿。与此同时，圣多明各的土著居民发动了反对西班牙人的叛乱，由于西班牙人的残忍、殖民者自身的内讧，相互间的战斗接连不断。哥伦布对这些事件感到非常悲哀，他捎信给西班牙国王，请求他给圣多明各派驻一个地方长官和一名法官。
在朝廷中一些对哥伦布充满嫉妒和敌意的朝臣的唆使下，国王指派了唐·弗兰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为全权代表，担任新大陆的总督。博瓦迪利亚不是一名法官，而是一个刽子手，在他登陆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哥伦布和他的两个弟弟关进了监狱。他委派阿朗索·德·维勒戈把哥伦布兄弟押送回西班牙。哥伦布像一个犯人一样戴着沉重的镣铐，被放置在一条木板船上。在航行途中，维勒戈出于对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命运的同情，想解除他身上的锁链。“不必了，”哥伦布说，“我要把它留作纪念，这是对我为西班牙国王服务的一种报偿。”“这些镣铐，”哥伦布的儿子费尔南德说道，“我父亲一直把它悬挂在橱柜上，并且说过，在他死后，要把这些锁链也埋进他的坟墓。”
船只到达西班牙以后，国王和皇后为博瓦迪利的这一行为感到耻辱，下令释放哥伦布等囚犯。哥伦布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这个世界给了我千百次的磨难，”他说道，“到今天我都已把它们一一战胜。然而，在他们野蛮粗鲁的对待下，我却不能用武力，甚至靠小心谨慎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但是，哥伦布毕生的热情和那种极其高雅的情趣仍属于那一片广阔无垠的海洋。他想方设法开始了第四次航行，他相信通过这次航行最终可以给西班牙带来财富。要知道，这个国度并没有因他的忠诚服务而怀有丝毫的感激之情。这次航海发现了古瓦那甲岛。他在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沿岸航行，然后在维拉格尔斯登陆，并在这些地区找到品位较高的金矿。当他试图在贝伦河流域找到一块殖民地时，一场暴风雨发生了，船只被吹得东零西落，他不得不启程去圣多明各修理船只。此时的哥伦布已是老态龙钟，在饱经风霜之后更显疲惫不堪。正当他心力交瘁之时，海员们起来造反了，他们威胁说要结束他的性命。哥伦布孤立无援，毫无还手之力。好在危机之时已能望见远处的陆地，这样他才安全抵达了圣多明各。
此后不久，哥伦布又扬帆回西班牙。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航行。他已年近70岁。经过“长时间的四处漂泊的痛苦”之后，最终，他很高兴地到达了西班牙。他期盼能够得到一些报酬——至少足于维持生计，但是恳求毫无结果。回到西班牙之后，几个月来，哥伦布一直生活在贫穷、孤独之中，并且受到致命的病痛的折磨。甚至临死之际，还过着无法忍受的乞丐般的生活。他抱怨说他不得不将自己的长袍卖掉，他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无力支付住宿客栈的费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以一种朴实无华的语言说：“我是一个热那亚人，发现了遥远的西部大陆和印度岛屿。”1506年5月20日，哥伦布在巴利阿多里德去世了，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主哇，我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了。”因此，他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大发现的殉道者。他虽败犹荣，为此勇敢地战斗了一生，并至死忠贞不渝。
有些人为了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宁愿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早期的殉道者、早期的发现者、早期的发明家和文明的先躯们——他们全都是为了真理、为了宗教和为了爱国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在当时他们几乎都毫无成功的希望。是的，即使他们的生活、劳动甚至牺牲都不能给个人带来任何报酬，但对他们而言，了解自己的使命，通过道德的力量完成它，这就已经足够了。一个人充沛的精力和非凡的天才往往是由他最高超和最敏捷的理解能力而引发出来的。遭受挫折并丧失勇气，艰难困苦或许环绕左右，但是，不屈不挠的毅力会使他振作如昔。死亡使他的生命结出了硕果，从而留下一个受人尊敬的英名，并使大多数人活着更有意义。“如果上帝允许他的牧师为了福音而死，”布朗逊说道，“那么，他们在坟墓中发出的布道声比他们活着时还要嘹亮得多。”“我们在瞬间或几年时间的空暇里所播下的种子，”杰勒米·泰勒说，“最终会生长成为幸福和荣耀的花冠和节杖。”
要激发出最高形式的品格、力量和才华，困难和痛苦难道不是必不可少的吗？努力和忍耐、奋斗和顺从、精力和耐心，是每个人生活中所必需的。忍耐的美德往往比成功的荣光更加绚丽夺目。它需要容忍，经受痛苦；它需要耐力，希望盈胸。它会让人微笑着面对困难，在重压之下傲然卓立。富有耐心和耐力地去忍受苦难，这是人类的最高尚品质之一。正是这种品质，使人类产生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呀！弥尔顿有句名言：“谁最能忍受苦难，谁就最有做事的能耐。”
认为存在着一个不需要英雄品质的时代，或者说，只有殉道的时代或为了殉道必须做殊死搏斗的时代才需要英雄品质，这都是极端错误的。对于丧失了人的使命感而听任肉欲享受去取代生命职责位置的一代人来说，抵挡来自日常生活的诱惑，就像面对专制政权或面对刽子手的刀斧一样，需要具备英雄的品质。
即使在战争中，耐力和勇气同样是一种高尚的品质。既然战争已科技化，那么耐力的作用更加重大。纪律严明的士兵必须昂首挺立在指定的位置上。“别动，军人！”这就是命令。当子弹在他周围呼啸，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时，他必须勇敢面对、纹丝不动。在行军之时，他同样需要耐力。在指挥官下达命令之前，他绝不能随便开火。冲锋也是如此。最大的忍耐力不仅仅表现在积极的冲锋陷阵的行动中，在失败后的撤退中也同样需要。从这种观点来看，色诺芬将军的撤退比亚历山大的征服行为要绚丽夺目千万倍，约翰·穆尔勋爵向科让纳地区的撤退和威灵顿的胜利同样伟大。
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捍卫自己祖国的荣誉而英勇捐躯。在法国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实际上这样的故事到处都有。“这是一种耻辱，”克洛维看着加龙河领域肥沃的土地，说道，“这样肥沃的土地属于那些和我们有着不同信仰的坏蛋。冲啊！我们要占领他们的土地。”
当波斯国王薛西斯企图征服希腊时，古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斯率领300名战士扼守德摩比利关口，阻击波斯重兵入侵。一场激战发生了，侵略者伤亡十分惨重。莱奥尼达斯和他所率领的勇士虽然全部壮烈牺牲，但希腊却因而得到了拯救。
朱达斯·马加比被称之为“重锤”，他的勇敢精神丝毫不比莱奥尼达斯逊色。当2万名叙利亚军队蹂躏犹太人神圣的领土时，他率领800名犹太游击队员进行抵抗，尽管这是一场实力相差悬殊、毫无获胜希望的战斗，但朱达斯一直坚守在以利亚沙地段。他的追随者不得不劝他撤退。“上帝不允许我在敌人面前逃跑，”他说，“如果时间已到，那就让我们为自己的同胞而勇敢地战死吧。我们不能玷污自己的英名。”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朱达斯及其战士浴血奋战，英勇顽强。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名战士倒下。但是，他们的血没有白流，犹太民族精神为之振奋，他们向侵略者发起了反攻，并重建了宇宙。朱迪亚再次成为东方世界最繁荣的国家。
罗马人也同样明白英雄品质的价值，懂得忠于自己的祖国。且让我们看看近代发生的事情吧。那些人口相对较少、疆域较小的国家也总是力图保持自己的自由，虽然它们所面临的困难实际上要严重得多。一个国家的价值不在于它面积的大小，而在于它整体国民品格的高下。我们发现人们总是呼唤自由，但是却不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懒散、堕落和自私，他们那种所谓的爱国主义其实就像狼群的嚎叫，却没有任何的尊严可言。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与此全然不同的。它建立在诚实正直、忠于职守、慷慨大方、自我牺牲和热爱自由的基础上。 ↑返回顶部↑
宽厚容忍是近来才有的一大发明。火刑已经被停止，说服人们做到这一点完全必要。如同那些产生奇闻怪事的年代一样，殉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被枪杀、被钉在火刑柱上，或被车轮活活辗死。然而，我们仍然要经受被孤立、误解、嘲弄和谴责的痛苦。正同以往，对于那些秉持良心坚持真理的人，勇气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在今天这个对宗教表现得特别冷漠的时代，保持真正高尚的行为准则和纯洁的本能比以往殉道的任何时代都要困难得多。“频繁的迫害和凶残的惩罚，”一个著名的作家说，“是对人的胆识和勇气的一种刺激。但是，那种无人在意、留心，缺乏任何人性幽默和神性怜悯的使人萎靡不振的信念，却比任何政治的残暴和社会的不文明所造成的破坏性还要大。”
但是，我们真正放弃了那些关于迫害毫无价值的观念吗？在今天，印刷和出版是自由的，人们可以通过出版物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该怎样看待最近刊登在伦敦一家报纸上的一起法院判决呢？“考虑到人类的目的和文明社会的意图，与路德和加尔文所犯的罪行相比较，杀人和抢劫是比较轻微的犯罪行为，因为他们没有产生四处蔓延的灾难。”这种判决或许会得到残杀圣巴特罗缪教徒的刽子手和烧死、杀戮数千坚持自己宗教信仰的作恶者的赞同。但是，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以往。我们的祖先传给了我们无价的自由——它是通过一些最高尚人士的生命换来的。如果不能容忍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那么这是我们的过错。耶稣会会士，他们曾经和胡诺格教徒一样，从法国被驱逐出来。现在他们是自由的，和其他受迫害的人一样，生活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但是，他们必须尊重法律，尊重保护他们的国家的宗教宽容政策。
威廉·佩恩指出，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力量在于民众意见的一致，不管是基于宗教学说还是宗教实践，都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力量往往在于各种意见、职业和实践的共存和相互之间的宽容。人的个性必须得到维护，无个性就不会有任何自由。个性，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受到宽容和尊重，因为它是一切善行的源泉。“如果人的个性存在，即使是在专制制度下也不会产生最坏的影响”，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执行神的旨意或是实施人的命令，对个性的任何压抑都是专制。”
杰勒米·泰勒用一个东方神话故事来说明基督教的宽容精神。有一天，亚伯拉罕坐在自己的帐篷门口，这时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斜靠着一根拐杖，出现在他面前。亚伯拉罕把他请进帐篷，给他端来了一盘肉。他发现这位老人进食前没有进行祷告，于是便问他为什么不尊敬神。“我只崇敬这堆火，而不承认其他任何神灵。”亚伯拉罕非常生气，于是把这位老人赶出了帐篷。接着，上帝来拜访亚伯拉罕，他问那位陌生人现在何处。“我把他赶走了，因为他不尊敬你。”“虽然他不尊敬我，但是我宽容了他数百年，难道你对他连一个晚上也不能忍受吗？”听了上帝的一席话，亚伯拉罕把这位老人找了回来，并给了他殷勤的招待和善意的教导。
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即使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也要经受殉道者的危险。在以往的时代，诸如天文学、博物学或物理学领域，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发现不被指责为是对上帝的不虔诚。布鲁诺由于揭示了他那个时代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但却是错误的观念而在罗马被活活烧死。他的后继者哥白尼被认为是不信神的人。在荷兰米德堡的利普斯尼发明了望远镜之后，伽利略吸收了他的思想，自己制作了一台望远镜，然后爬上威尼斯的圣马克教堂塔顶去观察天体。他“以无比的快乐”去观察行星和恒星，由此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和光环、金星的相位和太阳的黑子。他忠实地记下了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以此为基础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一生中的发现或许会比将来任何一个天文学家的发现都多。
但是，伽利略的这些发现与当时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宗教裁判所开始对天文科学进行思想控制，伽利略被传讯到了罗马，要求他对自己所出版的一些异端邪说负责。宗教裁判所强迫他放弃自己的意见，即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学说。宗教法庭审判官把伽利略、开普勒和哥白尼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但是，伽利略再一次振作起来，他以对话的形式，出版了一本新的著作，来捍卫自己的学说。随即他又被传讯到了宗教裁判所，他们强迫他双膝跪下，放弃他的伟大的发现。伽利略缺乏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在否定自己信念的时候，他已经年逾古稀。如果当时他能够对这些指控做出答辩，他也就不会受到迫害。然而，真理始终是永远存在的，在以后的各个时代中，观察都被安放在人类知识的正确位置上。
帕斯卡对伽利略所受到的指责做出了如下的评价：“那些耶稣会会员从罗马教廷所得到的反对伽利略关于地球运动观点的教令，是毫无用处的。地球自始至终从未停止过运动。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一直在沿着圆周轨道运转。人类既不能使它停止，也不能使自己不随着它而运动。”真理可以长期地以一种隐秘的形式存在，但它最终必然为人们所熟知。真理所遇的阻力越大，与谬误作斗争的时间越长，它为人们所接受的范围也就越广，最终胜利的必然性也就越大。
开普勒的一生和伽利略一样，也是十分凄惨的。他原本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后来被送到了莫尔布诺姆教会学校，最终成了一名学识渊博的人。他接受了斯蒂拉州格拉兹大学的教授职位，致力于行星的研究工作。后来，被国王任命为皇家数学家，尽管他所得到的报酬还不足以养家糊口。在林茨地区，开普勒被罗马天主教廷赶出教会，原因是他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关系到圣餐变体论。“法官哪，”他对霍夫曼说，“我的观点给你们提供了多大的帮助哇！可是这些牧师和督学却公开地污蔑我是异教徒。在每一个问题上，我所采取的立场和上帝的旨意都是完全一致的。”
当时，波洛尼亚大学给开普勒提供了一个数学教授的职位，条件是他要改变自己的观点并谴责伽利略的论调，开普勒断然拒绝了这一职位。“我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增加收入，”他说道，“我习惯在德国人中间过一个德国人的生活，从而充分享受言语和行为上的自由。但是，如果到了波洛尼亚，我就会受到控制。这样的处境即使不是危机四伏，至少也会使我声名狼藉。我将会因受到别人的猜疑和恶毒的攻击而寝食不安。”
1619年，开普勒发现了在科学史上永不可磨灭的著名定律：“行星运动的周期的平方与它们距离的立方有关。”在通过17年的艰难探索后，发现这一原理的绝对真理性，他欣喜若狂。“死神即将来临，”他说道，“不过我的书已经写完，至于是当代的人去阅读还是留待未来的人去阅读；或许等来一个读者要等上一个世纪，就像上帝等来一个观察家等了6000年，我都不会在乎。”
开普勒接下来出版的一本书是《哥白尼天文学摘要》，它在罗马也受到了强烈批判，并被列入禁书目录。与此同时，一件更糟糕的事情使他心烦意乱。他那70岁高龄的母亲被关进了监狱，并受到了严刑拷打，她将作为一名女巫被活活烧死。为了减轻母亲的痛苦，使她免遭更残暴的处罚，开普勒及时赶回了他的家乡斯瓦比亚。然而，更多的麻烦事情发生了。斯蒂拉州下令当众烧毁他在1624年出版的《记事录》一书。他的所有图书也被耶稣会查封。由于民众的起义，开普勒被迫离开了林茨，这次起义后来取得了胜利。在阿尔伯特·华伦斯坦即弗里德兰德公爵的保护下，开普勒到了西里西亚的萨冈地区。不久，由于积劳成疾，脑力衰竭，他死在那里。
或许哥伦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殉道者，他为新大陆的发现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羊毛梳理工家庭，家庭状况使他缺乏实现自己理想的必要条件。他崇尚自己的理性，敢于相信那些世人所不相信甚至表示轻蔑和嘲笑的东西。譬如他坚信地球是圆的，而当时的人们却认为地球是方的。他认定人们所还不知道的那些地表，不可能全是海洋，海洋中可能还有大陆。这当然只是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对于缺乏勇敢精神的人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一个高贵的灵魂而言，它必将引发一种莫大的力量。在国人看来，哥伦布在茫茫大海上实现在一块新大陆上的登陆，幸免于难，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在理智上哥伦布不仅是一个英雄，他同样是位果敢的实干家。他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游说那些皇帝和国王去游览基于理性他洞察到的在遥远的海洋中的另一个新世界。一开始，他企图说服自己在热那亚的同胞，但是他失败了。接下来他到了葡萄牙，向那里的议会递交上自己的计划。这个提案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和胡思乱想，因而也被轻蔑地拒绝了。尽管如此，这位国王私下里还是接受了哥伦布的想法。因此在哥伦布这位航海家的带领下，一队船只从里斯本出发了。尽管由于受强烈风暴的影响，经过4天的航行之后，船队又回到了原港。
哥伦布再次回到热那亚，再一次向共和国提出自己的建议，结果再一次失败。然而，他没有灰心丧气，发现新大陆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目标。他动身去了西班牙，在安大路西亚的帕洛斯镇登陆，他碰巧敲开了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大门，向他们讨一点面包和水。开门的修士收留了这位陌生人，并给他以盛情的款待，从而也了解了他的经历。这位修士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并给足他去当时西班牙宫廷所在地科尔多瓦城的盘缠。国王斐迪南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但是，在做出决定之前，国王准备把这项计划交给他在萨拉曼卡的那些最有智慧的顾问班子讨论。哥伦布不仅要回答向他提出的一些科学方面的问题，而且要回答一些《圣经》中的问题。西班牙的牧师们认为哥伦布的理论与他们的信仰正好相反。他们指出，地球是一个巨大的方形碟子。如果在海洋之外还有新大陆存在的话，那么，所有的人类就并不都是亚当的后裔。哥布伦被当作一个傻瓜赶了出来。
哥伦布仍然坚信自己的理论，他先是给英国国王，然后又给法国国王写了信，但都石沉大海，毫无结果。最后，在1492年，哥伦布由圣安吉尔的路易斯引荐给了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随同哥伦布前往的朋友对他的事业深信不疑并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女王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答应立即着手筹划这一事情。他们准备了一支由3艘小吨位轻快帆船构成的船队，其中只有一艘上面装了甲板。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帕洛斯港口起航。在经过长时间地同人类的愚昧无知作斗争之后，现在他又不得不同船员的迷信作不懈的斗争。他为此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对海洋的一无所知，各种深不可测的危险，时时降临的恐惧，至少是对可能要挨饿的担心，对静默洋面的烦燥不安，对发现新大陆的失望，有时会激起船员们的造反。而哥伦布却满怀信心，勇敢地去征服他们。最后，经过70天的航行，终于发现了陆地，哥伦布站到了圣萨尔瓦多岛上。接下来，又发现了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岛）。它们被以西班牙国王和女王的名义占领了。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他们还建造了一个要塞，并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司令官和一些人员。然后，哥伦布返回西班牙去报告他的这些新发现。
返回后，哥伦布受到热烈的欢迎，声名远扬。不仅在西班牙家喻户晓，而且英名传遍世界各地。他在西班牙没有逗留很久，很快便动身去美洲，这一次他带了14艘小吨位轻快帆船和3艘大舰艇，总共约有1200人。许多贵族也加入了这一探险活动。他们发现了瓜德罗普岛和牙买加，对圣多明各和古巴进行了考察。但是，那些贵族们所期待的奇迹般的金子并没有出现。这时，派系斗争开始展开，并以流血冲突结束。哥伦布试图再次激起他们探险的热情，但都枉费心机。贵族们对他不屑一顾，把他看成是自己悲惨生活的始作俑者。
哥伦布第二次回到了西班牙，没有像以前那样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西班牙的统治阶层带着几分好奇接待了他，但多少有些冷漠。哥伦布发现这些朝臣大多对他产生了一种卑鄙而又充满邪恶的嫉妒。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了另一次探险。6艘大轮船载着哥伦布和他的追随者再次开向了新大陆。这一次发现了美洲大陆和在加勒比海中的其他岛屿。与此同时，圣多明各的土著居民发动了反对西班牙人的叛乱，由于西班牙人的残忍、殖民者自身的内讧，相互间的战斗接连不断。哥伦布对这些事件感到非常悲哀，他捎信给西班牙国王，请求他给圣多明各派驻一个地方长官和一名法官。
在朝廷中一些对哥伦布充满嫉妒和敌意的朝臣的唆使下，国王指派了唐·弗兰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为全权代表，担任新大陆的总督。博瓦迪利亚不是一名法官，而是一个刽子手，在他登陆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哥伦布和他的两个弟弟关进了监狱。他委派阿朗索·德·维勒戈把哥伦布兄弟押送回西班牙。哥伦布像一个犯人一样戴着沉重的镣铐，被放置在一条木板船上。在航行途中，维勒戈出于对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命运的同情，想解除他身上的锁链。“不必了，”哥伦布说，“我要把它留作纪念，这是对我为西班牙国王服务的一种报偿。”“这些镣铐，”哥伦布的儿子费尔南德说道，“我父亲一直把它悬挂在橱柜上，并且说过，在他死后，要把这些锁链也埋进他的坟墓。”
船只到达西班牙以后，国王和皇后为博瓦迪利的这一行为感到耻辱，下令释放哥伦布等囚犯。哥伦布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这个世界给了我千百次的磨难，”他说道，“到今天我都已把它们一一战胜。然而，在他们野蛮粗鲁的对待下，我却不能用武力，甚至靠小心谨慎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但是，哥伦布毕生的热情和那种极其高雅的情趣仍属于那一片广阔无垠的海洋。他想方设法开始了第四次航行，他相信通过这次航行最终可以给西班牙带来财富。要知道，这个国度并没有因他的忠诚服务而怀有丝毫的感激之情。这次航海发现了古瓦那甲岛。他在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沿岸航行，然后在维拉格尔斯登陆，并在这些地区找到品位较高的金矿。当他试图在贝伦河流域找到一块殖民地时，一场暴风雨发生了，船只被吹得东零西落，他不得不启程去圣多明各修理船只。此时的哥伦布已是老态龙钟，在饱经风霜之后更显疲惫不堪。正当他心力交瘁之时，海员们起来造反了，他们威胁说要结束他的性命。哥伦布孤立无援，毫无还手之力。好在危机之时已能望见远处的陆地，这样他才安全抵达了圣多明各。
此后不久，哥伦布又扬帆回西班牙。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航行。他已年近70岁。经过“长时间的四处漂泊的痛苦”之后，最终，他很高兴地到达了西班牙。他期盼能够得到一些报酬——至少足于维持生计，但是恳求毫无结果。回到西班牙之后，几个月来，哥伦布一直生活在贫穷、孤独之中，并且受到致命的病痛的折磨。甚至临死之际，还过着无法忍受的乞丐般的生活。他抱怨说他不得不将自己的长袍卖掉，他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无力支付住宿客栈的费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以一种朴实无华的语言说：“我是一个热那亚人，发现了遥远的西部大陆和印度岛屿。”1506年5月20日，哥伦布在巴利阿多里德去世了，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主哇，我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了。”因此，他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大发现的殉道者。他虽败犹荣，为此勇敢地战斗了一生，并至死忠贞不渝。
有些人为了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宁愿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早期的殉道者、早期的发现者、早期的发明家和文明的先躯们——他们全都是为了真理、为了宗教和为了爱国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在当时他们几乎都毫无成功的希望。是的，即使他们的生活、劳动甚至牺牲都不能给个人带来任何报酬，但对他们而言，了解自己的使命，通过道德的力量完成它，这就已经足够了。一个人充沛的精力和非凡的天才往往是由他最高超和最敏捷的理解能力而引发出来的。遭受挫折并丧失勇气，艰难困苦或许环绕左右，但是，不屈不挠的毅力会使他振作如昔。死亡使他的生命结出了硕果，从而留下一个受人尊敬的英名，并使大多数人活着更有意义。“如果上帝允许他的牧师为了福音而死，”布朗逊说道，“那么，他们在坟墓中发出的布道声比他们活着时还要嘹亮得多。”“我们在瞬间或几年时间的空暇里所播下的种子，”杰勒米·泰勒说，“最终会生长成为幸福和荣耀的花冠和节杖。”
要激发出最高形式的品格、力量和才华，困难和痛苦难道不是必不可少的吗？努力和忍耐、奋斗和顺从、精力和耐心，是每个人生活中所必需的。忍耐的美德往往比成功的荣光更加绚丽夺目。它需要容忍，经受痛苦；它需要耐力，希望盈胸。它会让人微笑着面对困难，在重压之下傲然卓立。富有耐心和耐力地去忍受苦难，这是人类的最高尚品质之一。正是这种品质，使人类产生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呀！弥尔顿有句名言：“谁最能忍受苦难，谁就最有做事的能耐。”
认为存在着一个不需要英雄品质的时代，或者说，只有殉道的时代或为了殉道必须做殊死搏斗的时代才需要英雄品质，这都是极端错误的。对于丧失了人的使命感而听任肉欲享受去取代生命职责位置的一代人来说，抵挡来自日常生活的诱惑，就像面对专制政权或面对刽子手的刀斧一样，需要具备英雄的品质。
即使在战争中，耐力和勇气同样是一种高尚的品质。既然战争已科技化，那么耐力的作用更加重大。纪律严明的士兵必须昂首挺立在指定的位置上。“别动，军人！”这就是命令。当子弹在他周围呼啸，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时，他必须勇敢面对、纹丝不动。在行军之时，他同样需要耐力。在指挥官下达命令之前，他绝不能随便开火。冲锋也是如此。最大的忍耐力不仅仅表现在积极的冲锋陷阵的行动中，在失败后的撤退中也同样需要。从这种观点来看，色诺芬将军的撤退比亚历山大的征服行为要绚丽夺目千万倍，约翰·穆尔勋爵向科让纳地区的撤退和威灵顿的胜利同样伟大。
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捍卫自己祖国的荣誉而英勇捐躯。在法国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实际上这样的故事到处都有。“这是一种耻辱，”克洛维看着加龙河领域肥沃的土地，说道，“这样肥沃的土地属于那些和我们有着不同信仰的坏蛋。冲啊！我们要占领他们的土地。”
当波斯国王薛西斯企图征服希腊时，古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斯率领300名战士扼守德摩比利关口，阻击波斯重兵入侵。一场激战发生了，侵略者伤亡十分惨重。莱奥尼达斯和他所率领的勇士虽然全部壮烈牺牲，但希腊却因而得到了拯救。
朱达斯·马加比被称之为“重锤”，他的勇敢精神丝毫不比莱奥尼达斯逊色。当2万名叙利亚军队蹂躏犹太人神圣的领土时，他率领800名犹太游击队员进行抵抗，尽管这是一场实力相差悬殊、毫无获胜希望的战斗，但朱达斯一直坚守在以利亚沙地段。他的追随者不得不劝他撤退。“上帝不允许我在敌人面前逃跑，”他说，“如果时间已到，那就让我们为自己的同胞而勇敢地战死吧。我们不能玷污自己的英名。”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朱达斯及其战士浴血奋战，英勇顽强。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名战士倒下。但是，他们的血没有白流，犹太民族精神为之振奋，他们向侵略者发起了反攻，并重建了宇宙。朱迪亚再次成为东方世界最繁荣的国家。
罗马人也同样明白英雄品质的价值，懂得忠于自己的祖国。且让我们看看近代发生的事情吧。那些人口相对较少、疆域较小的国家也总是力图保持自己的自由，虽然它们所面临的困难实际上要严重得多。一个国家的价值不在于它面积的大小，而在于它整体国民品格的高下。我们发现人们总是呼唤自由，但是却不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懒散、堕落和自私，他们那种所谓的爱国主义其实就像狼群的嚎叫，却没有任何的尊严可言。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与此全然不同的。它建立在诚实正直、忠于职守、慷慨大方、自我牺牲和热爱自由的基础上。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