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拒绝诱惑,做真正的自我(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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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伟大的劳伦斯勋爵在为一位年轻的印度王公办理某件极为重要事情的过程中,这位王公试图从桌子底下塞给劳伦斯一袋子钞票。“年轻人,”劳伦斯说道,“你已经给了一位英国人他可能会接受的最大的侮辱。考虑到你年轻,这一次原谅你。但是,我警告你要吸取教训,不应再如此粗俗地冒犯一位英国绅士。”
  正是因为这样一些人的英勇顽强和诚实正直,印度帝国才得以保存。他们忠于职守,永葆节操,甚至不惜甘冒生命危险。在印度兵变的时候,在许多人全然不了解情况的情形下,立即就冲上前线的人,其中有哈维洛克、尼尔、尼科尔森、奥拉姆、克莱德、英格里斯、爱德华和劳伦斯。劳伦斯的名字在西北各省是力量的象征。以忠于职守而著称的还有另一对兄弟,哥哥约翰——艾恩·约翰,一个铁一般坚强的汉子;弟弟亨利,一个让身边的人爱戴和信赖的人。据称,约翰的品格就足以抵得上一支军队。陆军上校爱德华兹评价这对兄弟说:“他们确立了一种信念,创建了一所学校,这两样东西至今仍充满活力。”
  在印度兵变发生之际,约翰爵士是旁遮普省的行署专员,他所管辖的这个地区刚被英军征服。在这里他施行了明智有效的治理。他信任身边的人,和他们交朋友。这里记录下他当时所采取的一项史无前例的行动。他把旁遮普省的全部地方军都派到德里去援助英国军队,身边没有留下任何保护自己的武装力量。事实证明他的这一行为完全正确,锡克人和旁遮普人无疑是忠诚的。德里被攻克了,印度得到了拯救。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约翰·劳伦斯的人格力量。而他弟弟亨利爵士的话,极为谦逊地说明了他的生活和人品,是人们准备用来作为他自己的碑铭:“这里躺着的亨利·劳伦斯,他一生都致力于完成自己的职责。”
  科学家们同样也展示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汉弗莱·戴维爵士通过艰辛的劳动,用易燃气体发明了矿工安全灯。为了减少矿工们的危险,他不愿为此去申请专利,而是主动将这项发明公之于众。一个朋友对他说:“你最好还是将这项发明申请专利,这样你就可以每年多得5000至10000英镑的收入。”“不,朋友”,戴维说,“我从未想过这样的事情,我致力于这项发明的目的也仅仅是出于人道上的考虑。更多的钱财或许会使我转移注意力,放弃所喜爱的追求;它既不会提高我的声誉,也不会增加我的幸福。当然,它可以使我的马车多加上4匹马,然而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人们只不过说,汉弗莱爵士赶着他的马车和4匹马。”
  他的后继者法拉第也是如此。仅仅是为了科学,他努力工作。他不仅具有很强的科学原则,而且想象力丰富。凭借他的才华所获得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会把他带入一个更加神奇的世界。法拉第绝不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的信仰是反对科学上的教条主义和宗教上的宗派主义。他虚心好学,以一种孩子般的好奇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对那些逐渐被他理解和发现的真理深感玄妙。“臭氧、氧气占了世界重量的一半以上,这些是多么奇妙的东西呀!但是我想我们对它们奥秘的认识仅仅是刚刚开始。”他说道。
  法拉第满足于自己这种较为贫穷的处境,他不是为了金钱而工作。如果他有心赚钱,他肯定会成为一个富豪。他把他的全部发明都公之于众,而未申请过一次专利。是的,他经受住了金钱的诱惑,虽然这种诱惑对他而言似乎根本不存在,因为他走的是一条纯科学的道路,更是一个真理的发现者,这些发现常常让他感到震惊。“这种神奇的东西是难以计数的。现在我们已有的知识的总和,到将来当那些未知变成已知的时候,就显得微不足道的了。”这些话使我们想起伊萨克·牛顿的那句名言。
  最近,在英国皇家学院的会议上,当廷德尔教授向霍夫曼博士颁发法拉第奖章时——这是科学院有权授予的最高荣誉,他提到了有关法拉第的一个感人的事迹。爱丁堡大学的一个青年学生(实际上就是塞缪尔·布朗,后来成了医学博士)在学习物质和原子论时陷入了迷惑不解而又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他把自己的臆想提交给了这位当时最伟大的化学家。经过紧张的工作,法拉第已疲惫不堪,但是他没有对学生的问题加以简单的否定或廉价的赞誉。他给这位并不认识的年轻人写了下面这段话:“我迫不及待地向你提出建议,请用实验来支持你的观点,因为不管你是否证实或证伪了这些猜想,你都会从自己的实验中受益匪浅。就你的这些猜想本身而言,我只能说它们会驱使你向更深层次探索。实验的结果往往会与你预想的理论相去甚远。我曾经对物质粒子和原子之间的引力理论冥思苦想过,但是,伴随着实验的进行,思考得越多,我的物质粒子或原子的观点就变得越不明确。”
  现在我们转向另外一个主题——赚钱的问题。罗特希尔德的房产完全是建立在它们的创始者梅耶·阿姆斯杰尔或者说安塞姆诚实正直的品格基础上的。1743年,安塞姆出生于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在中世纪,对犹太人的迫害、折磨和残杀或许构成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甚至直至现在情况还是如此。(注:最近我们知道,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是迫害犹太人的罪魁祸首。他们自己获得了自由,却否认犹太人的自由权利,这些犹太人仍然生活在痛苦和悲伤之中。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根本就不配享有自由,他们拥有权力,但却缺乏公正。这种不公正将会在他们自己身上遭到报应。即俗语所说的:“诅咒他人,应验自己。”)
  在法兰克福和在德国的其他城镇一样,犹太人在傍晚某个规定时间必须赶回自己的住所,否则将被处死。法兰克福犹太人居住地的大门一到晚上就会上锁。拿破仑的大炮轰掉了这些大门,这是他所做的好事之一。然而,对犹太人的迫害仍然持续着。
  年幼的安塞姆在11岁时便失去了父母,他不得不依靠自己,艰难谋生。接受了一点点学校教育之后,由于犹太人之间彼此友好,他在汉诺威地区一个银行家兼货币兑换商那里当职员。1772年,安塞姆回到了法兰克福,开始当起了经纪人和放债者。在他的店铺上,悬挂着一个红色盾牌标志——德语即“罗特希尔德”。由于他收集古币和其他一些稀有珍贵的硬币,那些业余爱好者经常出入他的店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威廉伯爵,即后来的海赛选帝侯。
  拿破仑占领欧洲的时候,威廉被迫离开祖国,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给了安塞姆,由他全权代理,总资产达25万英镑。保管好这笔资产并使之增值,这是安塞姆的最大目标。当时金钱的安全保险费用十分昂贵,高达12%~20%。战争在继续,俄国受到了拿破仑的侵略,但是拿破仑在雪地遭到了失败。莱比锡战斗打响了,拿破仑的军队被赶过了莱茵河。这时,海赛的威廉伯爵回到了祖国。几天之后,梅耶·安塞姆的长子出现在伯爵的庭院,把他父亲保管的300万弗罗林交给了伯爵。伯爵欣喜若狂,他把这笔失而复得的钱财视作意外之财。欣喜之余,他立即授予这位年轻的罗特希尔德以爵位。“像这样诚实正直的人,”他高度地评价说,“在世界上实在少见。”在随后不久的维也纳议会上,他大肆宣扬罗特希尔德的诚实正直。安塞姆有一个很大的家族,他们都以他为榜样。这样,罗特希尔德家族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放债者。
  可以说麦考利勋爵也是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在威尔伯福斯、亨利·桑顿、扎卡里·麦考利等人的熏陶下长大成人,因此,他成为一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公正无私的人。当他通过写作每年只能挣200英镑的生活费时,西尼·史密斯牧师并没有给他过分的夸奖,他说:“我相信麦考利是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对勋章、爵位、财富、头衔都很淡漠。他诚实正直且富有爱国心,世人不会浪费精力去收买像他这样的人。”(注:西尼·史密斯曾经说过,打开信袋的时候他从不会担惊受怕。麦考利是个心地正直的人,从没亏待过任何人。如果他在财力上受到了损失,就像宾夕法尼亚人拒付他的债务一样,那么,过错根本不在他这一方,而在于他的债务人。)
  麦考利视他烦琐的日常事务安排为一种消遣,而非什么烦恼和忧虑。他在财务上有一个最简单的信条:把职位工资和文学创作的收入当作资产,所借的债务必定在24小时内偿付。“我认为”,他说,“及时偿还债务是一种道德义务,延期偿付令人感到相当的不快。”他还说:“理查德的名言千真万确:‘人的信誉债务如上交给国家的债务的两倍那般沉重。’”幼年时期,他就形成了量入为出的习惯,对自己的收支精打细算。这是一个人树立公众信誉和形成个人诚实正直品格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格上的独立。
  当然,他的个人能力并不是很强。当兰斯通勋爵给他在印度参议院谋得一个职位时,麦考利写下这样一封回信:“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能够成为富豪的愿望越来越淡漠,但是,增长才干的要求却与日俱增。缺乏较强的理智,一个政府官员是难以做到诚实正直的,甚至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如此做。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通过两条途径生存:一是做政府官员;二是通过自己的笔。一想到做一个书商的雇佣文人,只是为了缓解经济上的压力,为了囊中羞涩而写作,而不是为了心灵的充实;一想到才思已尽却要勉为其难,写出满纸荒唐之言,纯粹是在制造垃圾;一听到出版商和编辑说什么德莱顿抄袭汤姆森,就我所知,马金托什是抄袭拉德纳的,这些都让我不寒而栗。然而,只要我离开政府机关,我必然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但是,待在政府机关如果只是为了一份稳定的薪水,那么,相比之下,这更为可怕。”
  结果,麦考利在印度得到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而且表现极为出色。当他再回到英国时,才思敏捷,写出了有名的《英国历史》。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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