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拒绝诱惑，做真正的自我（2 / 3）
缘于他的不屈不挠和诚实正直，阿里斯蒂德被人称为“正义”的化身。他拥有毫无瑕疵的正义感、无懈可击的自我克制能力。他的一生曾参加过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指挥了柏拉提战役。虽然他是国家的最高级官员，但死的时候却非常贫穷。没有什么能够收买他，没有什么能够诱使他背离自己人生的职责。据说，雅典人品德变得更为高尚，是因为阿里斯蒂德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阿里斯蒂德曾出席过埃斯库罗斯的一场悲剧演出，当演出说出了一句关于善良美德的台词时，观众的目光都不自觉地从演员身上转移到了他身上。
雅典将军福基翁被视为一位非常勇敢而又有先见之明的人，被人称为“善良”的化身。当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了希腊后，他想方设法企图让福基翁归顺自己。亚历山大大帝给他无数的珍宝，并让他从雅典任意挑选4座城市。但是，福基翁丝毫不为所动，不肯给自己的品格沾上污点。“如果亚历山大真的想使我获得新生”，他说，“那么请让我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吧。”
然而，狄摩西尼这位雄辩家却是个可以被收买的人。当赫普琉斯被亚历山大派往雅典担任首领时，那些演说家们都紧盯着他的金钱，狄摩西尼也不例外。不诚实正直的雄辩家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当狄摩西尼去拜访赫普琉斯时，这位首领注意到狄摩西尼对他的一个精雕细刻的茶杯非常欣赏，他请求让他掂量掂量这个茶杯的轻重。“这个杯子值多少钱？”狄摩西尼问道。“它可以给你带来20个塔兰特（古希腊货币单位）。”赫普琉斯回答说。当天晚上，这个茶杯里面装着20个塔兰特，一同被送到了狄摩西尼家里，狄摩西尼没有拒绝这份礼物。当时的处境导致了这位演说家的耻辱。事隔不久，他就服毒自杀了。
与此相反，西塞罗不仅拒绝来自敌国的礼物，而且拒绝来自朋友的任何礼物。在他被人刺杀后的一天，恺撒发现自己的一个孙子手捧着一本西塞罗的书在阅读。这个小孩儿试图把书隐藏起来，可恺撒把书从他身上拿了过去。在匆匆浏览一下之后，他把书还给了这个小孩儿并且说：“孩子，这是个雄辩的人，并且是个爱国者。”
在被迫逃亡时，有人问拜尔斯，为什么不像他的同胞那样，带上一些私人财产。拜尔斯回答说：“你的奇怪毫无道理，我其实已带上我所有可贵的东西——诚实和正直。”
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脱下帝王所穿的紫袍一段时间之后，马克西米利安邀请他重新执掌政权。戴克里先回答说：“看看我在萨洛纳所亲手种植的蔬菜和快要成熟的瓜果，看看我在住宅周围所种植的花卉，你就会明白：我不会为了追求权势，而迫不及待地放弃我现有的快乐和幸福。”
他是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工作，他身上蕴含着勤奋吃苦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给劳动者以坚韧不拔，给勇士以胆识，给政治家以坚定。劳动关闭了通向不诚实的第一条道路，开辟了展示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激发了人们完成每一个社会的和宗教的职责的活力。因此，罗马人希望戴克里先回到他的政治职责上去。
自得其乐是自然的财富，也是比华贵和权势好得多的东西。玛丽，伊丽莎白的妹妹，希望自己是一个在奶酪农场工作的女性，而不愿做女王。这样，她的爱情就会得到回报，而避免通过她的内阁大臣的手导致权力的腐败，酿造痛苦。许多殉道者也因此免于被烧死。
勇敢而又诚实的人们不是为了金钱而工作，而是为了爱情、为了荣誉、为了品格。苏格拉底宁愿死去也不愿意放弃正确的道德原则。拉斯·卡萨斯不遗余力地为减轻贫穷的印第安人的痛苦而工作。他们从未想到过金钱或国家，而是致力于提高人们的思想水平和减轻人们的痛苦。
当教皇推荐迈克尔·安吉鲁从事圣彼得著作的研究工作时，安吉鲁提出的条件是不要任何报酬，他付出劳动“仅仅是出于对上帝的热爱”。“留着你的钱吧，”布鲁塞尔的威尔兹对一个想购买他的绘画作品的绅士说，“金钱对于艺术是致命的打击。”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威尔兹是个性格古怪的人。
在政治生涯中，对地位和金钱的追求往往是永无止境的。公职中的所得，如果不是通过对公众的有效服务而公正地得到，那么这往往就是道德腐败的开始。它是用一种卑鄙的动机取代了高尚的爱国心。当然，无论它是否出于个人喜好的考虑，都败坏了政治的声誉，降低了人格。
安德鲁·马韦尔是个具有古罗马精神的爱国者。他出生在查理一世统治初期的赫尔地区，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青年时期，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了4年。后来遍游了欧洲。在意大利，他结识了弥尔顿，二人终生都保持着友谊。当安德鲁回到英国时，内战已经爆发。在这场战争中，他似乎保持中立，尽管他是个自由的捍卫者和促进者。1660年他被选为本城镇的议会议员。在他担任议员时，他几乎通过每一个邮局给市长和他的选区居民写过信，告诉他们在议会中发生的事情的过程。
马韦尔并不赞成弥尔顿反对君主政体的主张。他的传记作家称他是“英国人、自由和《大宪章》的朋友”。他丝毫不反对开明的有限君主制，因此，他拥护王政复辟。人们相信查理二世回国以后会恢复和平与忠诚，因此他们渴望这一天的到来。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朝廷为了表明没有把马韦尔视为敌人，让他和卡莱尔勋爵一同出任驻俄大使。当他不在国内的这段时间中，出现了许多丑陋邪恶的事情。复位后的国王时时在收敛钱财。他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卖官鬻爵和创立专利权，来满足自己的赚钱欲望。马韦尔在给自己选区居民的一封信中指出：“宫廷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人们已极度愤怒。”在旧城堡审判两名贵格会会员佩恩和米德时，担任书记员的马韦尔对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称赞不已，他说：“除非我们也有类似的机构，否则情况将不会有什么转机。”
贪得无厌的国王仍在肆无忌惮地通过他的朝臣和变节的爱国者搜括民脂民膏。他用数千英镑收买了这批人，但是，马韦尔是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的讽刺宫廷及其食客的作品出版了。从国王到商人，每一个人都阅读了他的作品。国王下决心要让他归顺自己。他受到了威胁，又受到奉承；他受到了反对，也受到了抚爱；他受到了间谍的困扰、流氓的伏击抢劫和女色的勾引。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他致命的弱点。诚实正直使他度过了危险、抵制了腐败。道德原则使他不畏惧威胁，也不屈服于贿赂，并因此赢得了骄傲。宫廷认为没有哪个男人是诚实正直的，没有哪个女人是贞洁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马韦尔却击败了金钱的这种魔力，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据说，王室财务主管丹拜勋爵企图收买他的老同学，于是到马韦尔的阁楼上去拜访他。分手之际，这位财务大臣塞给马韦尔一张由国库支付的1000英镑的支票，然后走进了马车。马韦尔看了看这张支票，一边追赶丹拜，一边喊道：“先生，我想再耽搁您几分钟。”他们再一次回到了阁楼，马韦尔把自己的仆人杰克叫了上来。“杰克，昨天晚上我吃的是什么？”“难道您不记得了吗，先生？您吩咐我从市场上一个妇女那里买了羊的肩膀肉。”“非常正确，孩子。那么今天晚上我吃什么呢？”“难道您不知道，您叫我烧烤羊的肩胛骨？”“是这样，一点没错，孩子，你下去吧。”“先生，”马韦尔转向财务大臣，说道，“您听见了吧？安德鲁·马韦尔的晚餐已经准备就绪，这是您的支票，我不需要。我明白您的一番好意。我在这里为我的选区居民效劳。内阁或许正在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人，但我不是。”
马韦尔自始至终行为高尚，他的品格无可指责，他是自己选区居民的忠实代表。虽然并不贫穷，但他的生活方式却是一如既往的简单而又朴素。1678年7月，他最后一次拜访了自己的选区居民。虽然以前他从未有什么疾病，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衰老迹象，但回到伦敦后不久就突然去世了。有人说他是被人毒死的。这可能不是事实。但他是个诚实正直的人，自始至终清正廉洁，他是正义的捍卫者。“善良的人爱戴他，邪恶的人惧怕他。极少数的人效仿他，但几乎无人可与之媲美。”这是他在赫尔地区墓碑上的墓志铭。
和马韦尔一样，本·约翰逊也是个生性耿直而又直言不讳的人。在这位诗人备受贫困和疾病折磨的时候，查理一世很不情愿地派人给他送来了为数不多的一点钱。本·约翰逊把这笔钱退了回去，并且让来人捎了个口信——“我想他送钱给我是因为我的生活陷入绝境，告诉他，他的灵魂已陷入绝境。”
哥尔德斯密斯也是一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深知自己的贫穷处境。他曾经遍游欧洲，靠吹长笛街头卖唱支付路费，也曾经在马厩和露天下过夜。他当过演员、招待员，也行过医。在此过程中一直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尔后，他开始了创作，成了一名绅士，但他从未摆脱过贫困的纠缠。他在自述中这样写道：“我住在阁楼里，为了面包而写作，期盼能够多写一点，好额外支付一杯牛奶的账单。”有一天，约翰逊接到了哥尔德斯密斯的口信，说他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这位医生立即跑去看他，发现他的女房东因为房租问题而逮捕了他，他唯一能够卖掉的东西就是一堆书稿。约翰逊拿起书稿，发现是《威克菲尔德的牧师》。约翰逊确信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便把它卖给了一个书商，得了60英镑的稿酬。（注：歌德说这本书对他而言是上帝的赐福。在他81岁高龄，一只脚已踏入坟墓之时，他对一位朋友说，在他精神发展的关键时刻，《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一书对他影响至深。近来他又重读了一遍，该书带给他的快乐仍然不减当年。这本书从头至尾都极有魅力。70年来，他对作者的感激之情依然存在，并且丝毫未曾减弱。——《福斯特》）
虽然哥尔德斯密斯当时甚至至死一直都很贫穷——他临死前还欠着别人的债务，但他是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拒绝从事肮脏的政治活动。罗伯特·沃波儿当时答应，只要他暗中为他效劳，每年可以给他5万英镑的报酬。当时的三流作家被唆使去记录政府机构的日常事务，以及这些政府机构的反对者之所作所为。在诺思勋爵担任首相时期，“米尼厄斯”是当时的反对派。诺思决定雇佣哥尔德斯密斯，去遏制对他的这些可怕的讽刺挖苦。斯哥特博士是桑威哥勋爵的牧师，他被委派去与哥尔德斯密斯谈判。“我在教堂的一个十分简陋的房间里找到了他，”斯哥特博士说，“我向他说明了来意。我告诉他我被授权向他支付报酬，可是，你或许不会相信——他荒谬可笑地说：‘不为任何党派写作，我所赚的钱足以满足我的需要。因此，你给我提供的帮助完全是多余的。’因此我离开了他的阁楼。”
就这样，贫穷而又高尚的哥尔德斯密斯拒绝了不义之财！他宁愿用自己的笔写出像《两只绣花鞋》这样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也不愿出卖自己而去做政客们的雇佣文人。
普尔腾尼是下院在野党领袖，在一次演说中他引用了一段拉丁原文。罗伯特·沃波儿爵士对这段话有疑义，并说愿意为这段错误引文打赌一畿尼。（注：畿尼，1663年英国发行的一种金币，等于21先令，1813年停止流通。后仅指等于21先令即1.05英镑的币值单位。）普尔腾尼同意打赌。他们查找了经典原文，普尔腾尼被证明是正确的。沃波儿把一个畿尼放在桌子上。普尔腾尼在拿起这个畿尼时，要求下院作证，这是他第一次把公众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现在，这枚用来打赌的钱存放在大英博物馆，被称为“普尔腾尼畿尼”。
皮特，也就是查塔姆伯爵，在被任命为负责发薪饷的军需官后，除了法律规定他的职位所应拿的工资外，他从不多取分文。在和平时期，军需官是允许在自己名下保留一大笔经费的，这个数目总计可达几百万英镑；他是可以把这笔钱的利息占为己有。但是，查塔姆拒绝占这样的便宜，同时也拒绝了外国王室在偿还英国债务时给他的小费，这种小费每年累计起来是相当可观的。不仅在金钱往来上，而且在道德品质上，他同样表现出值得尊敬和公正无私的品格。
威廉·皮特这位伟大的伦敦议会议员也是同样忠诚的。他认为，金钱在与公共利益和人们的尊敬相比，就如同脚下的粪土。他的双手是干净的。正当他与福克斯领导下的在野党进行竞争时，罗尔斯地区的书记职位出现了空缺。这是一份工作清闲而报酬丰厚的美差，年薪为3000英镑。大家都知道皮特家境贫寒，人们认为他可能会委派自己。这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在当时，这种情况也习以为常。但是，他却把这个职位让给了巴雷上校——他的一位又穷又瞎的朋友。因为这样可以省去政府以前决定给予他的救济金。
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皮特的公正无私，可是，他却受到诽谤、抵毁和辱骂。虽然经过他手里的现金有几百万英镑，可是，即使对他恨之入骨的仇敌也找不出他不合法收入的蛛丝马迹，找不到任何可以指控的证据。当国内的那些富豪们纷纷请求给予他公爵爵位、侯爵爵位和嘉德勋位时，他自己总是婉言加以拒绝。在金钱面前，他极度轻视，不屑一顾。皮特还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就像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描述的：那些自认为是很有价值的人，往往具备了真正的价值。高贵的贫穷提升了他的品格。
据说，著名的法国律师钱米尔德在为一件诉讼案辩护时，因为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书没有及时取出而遭败诉。法官的裁决报告递交给了议会并得到了确认，再也不能上诉了。起诉者在拜访钱米尔德时，由于财产损失惨重而悲痛欲绝。他声称之所以败诉完全是由于钱米尔德未提到一份最重要的文件而造成的，它是这起诉讼案胜诉的关键。钱米尔德说自己没有看到这份文件。而这位委托人坚持说这份文件是和其他文件一同交给他的。最后，钱米尔德打开自己的文件袋，经过仔细寻找，他发现了这个文件。他承认如果把这份文件拿出来在法庭上念上一遍，这起诉讼案是完全可以胜诉的，但是，现在已没有任何上诉的机会了。这位律师立即着手采取补救措施。他请这位起诉者明天早上再来，并取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第二天早上，当他的委托人到来时，他就把这些钱全赔给了他。这样，钱米尔德就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财产。然而他忠于了职守，勇于承担了责任。不仅如此，他还跑去拜访法庭法官，请求他在以后递交给议会的报告中再也不要提及自己。虽然这个大的失误发生之后，他竭尽所能地做了弥补，但他对自己再也无法相信。
亚瑟·韦尔兹利爵士（即后来的威灵顿公爵）在印度担任公职时，有一天，海得拉巴王朝的首相给他送来了一大笔钱财。这位首相想探听在阿萨亚战役之后，还会给他的国王保留些什么特权。亚瑟爵士静静地注视了他片刻，然后说道：“看来，你是能够保守秘密的？”“当然，先生。”“那我也是如此。”这位英国将军说。他拒绝提供任何情报，并且很有礼貌地把这位首相送了出去。还有一次，基特尔特区的王公拉甲通过他的代理人向亚瑟爵士行贿1万个金币。这位将军非常愤怒，他吼道：“告诉拉甲，不管是谁做这样的事，我和其他英国官员都会把它当作一种侮辱。”
亚瑟爵士的亲戚韦尔兹利侯爵，也以同样的方式拒绝了东印度公司的主管们送给他的10万英镑。没有谁能让他接受这份不义之财。“我不必提到，”他说，“我独立的人格和我的职务所应有的尊严，使我只考虑自己的部队。如果让我去克扣那些勇敢的士兵们的军饷，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查尔斯·纳皮尔在印度期间，也展示了他严格的自律精神。“当然”，他说道，“只要我愿意，到锡德以后，我起码可以得到3万英镑的贿赂。但是，直到现在我的双手还不需要清洗，尊敬的父亲传给我的这柄宝剑还没有被玷污。”
詹姆斯·奥拉姆爵士也是个慷慨大方和公正无私的人。在印度，当这位年轻的陆军少校被任命为一支集结起来镇压马希·坎塔叛乱的军队指挥官时，他拒绝了这一令人羡慕的职位，因为他的一个朋友要比他更有资格。他认为，在需要平等的地方，任命一个像他这样年轻的军官担任总指挥可能会引起他人的不满，指出这一点是他的职责。当时在场最高级别的军官就是那个资深的陆军上校。奥拉姆说：“这一职位是我所不能胜任的，资历较浅的我愿意服从他的指挥。就像我所认定的那样，如果他获得了胜利，那么，因为我和他并肩作战，我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万一战争失败了，由于对他的任命是我的提议，那么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但是当时的最高统帅不肯接受他的建议，后来经过他反复申请，才最终得到批准。
锡德战争胜利结束后，上级给全体官兵分发奖金。奥拉姆由于是陆军少校，得到了3000英镑奖金，但是他拒绝了。他说，对于这些他所反对的战利品，他分文不取，并把这笔钱全部捐赠给慈善事业。其中包括杜福博士的印度教士学校；在库索尼地区的希尔救济院也分到800英镑。苏伦斯夫人后来写信给他说：“您的捐助我们很乐意接受，因为您忠诚于我们所坚信的正义的事业。”
詹姆斯·奥拉姆从未想过要为自己谋私利。在他看来，金钱应当用于资助别人，否则，它就只是脚底下的粪土。他从不忸怩作态，沽名钓誉，一贯的自然、纯朴。对他的生活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是感觉到：他总是尊重别人胜于尊重自己，总是把别人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事情还重。确实，他拥有一颗博爱的心。正因为他对别人的同情怜悯，将心比心替别人考虑，使得奥拉姆如此强烈地反对一切形式上的不公正。如果在印度的几位主要统治者缺乏这种爱心，那么那里就会成为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人间地狱。（注：见《奥拉姆的一生》，哥尔德斯密斯爵士著。） ↑返回顶部↑
雅典将军福基翁被视为一位非常勇敢而又有先见之明的人，被人称为“善良”的化身。当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了希腊后，他想方设法企图让福基翁归顺自己。亚历山大大帝给他无数的珍宝，并让他从雅典任意挑选4座城市。但是，福基翁丝毫不为所动，不肯给自己的品格沾上污点。“如果亚历山大真的想使我获得新生”，他说，“那么请让我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吧。”
然而，狄摩西尼这位雄辩家却是个可以被收买的人。当赫普琉斯被亚历山大派往雅典担任首领时，那些演说家们都紧盯着他的金钱，狄摩西尼也不例外。不诚实正直的雄辩家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当狄摩西尼去拜访赫普琉斯时，这位首领注意到狄摩西尼对他的一个精雕细刻的茶杯非常欣赏，他请求让他掂量掂量这个茶杯的轻重。“这个杯子值多少钱？”狄摩西尼问道。“它可以给你带来20个塔兰特（古希腊货币单位）。”赫普琉斯回答说。当天晚上，这个茶杯里面装着20个塔兰特，一同被送到了狄摩西尼家里，狄摩西尼没有拒绝这份礼物。当时的处境导致了这位演说家的耻辱。事隔不久，他就服毒自杀了。
与此相反，西塞罗不仅拒绝来自敌国的礼物，而且拒绝来自朋友的任何礼物。在他被人刺杀后的一天，恺撒发现自己的一个孙子手捧着一本西塞罗的书在阅读。这个小孩儿试图把书隐藏起来，可恺撒把书从他身上拿了过去。在匆匆浏览一下之后，他把书还给了这个小孩儿并且说：“孩子，这是个雄辩的人，并且是个爱国者。”
在被迫逃亡时，有人问拜尔斯，为什么不像他的同胞那样，带上一些私人财产。拜尔斯回答说：“你的奇怪毫无道理，我其实已带上我所有可贵的东西——诚实和正直。”
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脱下帝王所穿的紫袍一段时间之后，马克西米利安邀请他重新执掌政权。戴克里先回答说：“看看我在萨洛纳所亲手种植的蔬菜和快要成熟的瓜果，看看我在住宅周围所种植的花卉，你就会明白：我不会为了追求权势，而迫不及待地放弃我现有的快乐和幸福。”
他是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工作，他身上蕴含着勤奋吃苦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给劳动者以坚韧不拔，给勇士以胆识，给政治家以坚定。劳动关闭了通向不诚实的第一条道路，开辟了展示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激发了人们完成每一个社会的和宗教的职责的活力。因此，罗马人希望戴克里先回到他的政治职责上去。
自得其乐是自然的财富，也是比华贵和权势好得多的东西。玛丽，伊丽莎白的妹妹，希望自己是一个在奶酪农场工作的女性，而不愿做女王。这样，她的爱情就会得到回报，而避免通过她的内阁大臣的手导致权力的腐败，酿造痛苦。许多殉道者也因此免于被烧死。
勇敢而又诚实的人们不是为了金钱而工作，而是为了爱情、为了荣誉、为了品格。苏格拉底宁愿死去也不愿意放弃正确的道德原则。拉斯·卡萨斯不遗余力地为减轻贫穷的印第安人的痛苦而工作。他们从未想到过金钱或国家，而是致力于提高人们的思想水平和减轻人们的痛苦。
当教皇推荐迈克尔·安吉鲁从事圣彼得著作的研究工作时，安吉鲁提出的条件是不要任何报酬，他付出劳动“仅仅是出于对上帝的热爱”。“留着你的钱吧，”布鲁塞尔的威尔兹对一个想购买他的绘画作品的绅士说，“金钱对于艺术是致命的打击。”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威尔兹是个性格古怪的人。
在政治生涯中，对地位和金钱的追求往往是永无止境的。公职中的所得，如果不是通过对公众的有效服务而公正地得到，那么这往往就是道德腐败的开始。它是用一种卑鄙的动机取代了高尚的爱国心。当然，无论它是否出于个人喜好的考虑，都败坏了政治的声誉，降低了人格。
安德鲁·马韦尔是个具有古罗马精神的爱国者。他出生在查理一世统治初期的赫尔地区，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青年时期，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了4年。后来遍游了欧洲。在意大利，他结识了弥尔顿，二人终生都保持着友谊。当安德鲁回到英国时，内战已经爆发。在这场战争中，他似乎保持中立，尽管他是个自由的捍卫者和促进者。1660年他被选为本城镇的议会议员。在他担任议员时，他几乎通过每一个邮局给市长和他的选区居民写过信，告诉他们在议会中发生的事情的过程。
马韦尔并不赞成弥尔顿反对君主政体的主张。他的传记作家称他是“英国人、自由和《大宪章》的朋友”。他丝毫不反对开明的有限君主制，因此，他拥护王政复辟。人们相信查理二世回国以后会恢复和平与忠诚，因此他们渴望这一天的到来。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朝廷为了表明没有把马韦尔视为敌人，让他和卡莱尔勋爵一同出任驻俄大使。当他不在国内的这段时间中，出现了许多丑陋邪恶的事情。复位后的国王时时在收敛钱财。他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卖官鬻爵和创立专利权，来满足自己的赚钱欲望。马韦尔在给自己选区居民的一封信中指出：“宫廷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人们已极度愤怒。”在旧城堡审判两名贵格会会员佩恩和米德时，担任书记员的马韦尔对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称赞不已，他说：“除非我们也有类似的机构，否则情况将不会有什么转机。”
贪得无厌的国王仍在肆无忌惮地通过他的朝臣和变节的爱国者搜括民脂民膏。他用数千英镑收买了这批人，但是，马韦尔是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的讽刺宫廷及其食客的作品出版了。从国王到商人，每一个人都阅读了他的作品。国王下决心要让他归顺自己。他受到了威胁，又受到奉承；他受到了反对，也受到了抚爱；他受到了间谍的困扰、流氓的伏击抢劫和女色的勾引。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他致命的弱点。诚实正直使他度过了危险、抵制了腐败。道德原则使他不畏惧威胁，也不屈服于贿赂，并因此赢得了骄傲。宫廷认为没有哪个男人是诚实正直的，没有哪个女人是贞洁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马韦尔却击败了金钱的这种魔力，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据说，王室财务主管丹拜勋爵企图收买他的老同学，于是到马韦尔的阁楼上去拜访他。分手之际，这位财务大臣塞给马韦尔一张由国库支付的1000英镑的支票，然后走进了马车。马韦尔看了看这张支票，一边追赶丹拜，一边喊道：“先生，我想再耽搁您几分钟。”他们再一次回到了阁楼，马韦尔把自己的仆人杰克叫了上来。“杰克，昨天晚上我吃的是什么？”“难道您不记得了吗，先生？您吩咐我从市场上一个妇女那里买了羊的肩膀肉。”“非常正确，孩子。那么今天晚上我吃什么呢？”“难道您不知道，您叫我烧烤羊的肩胛骨？”“是这样，一点没错，孩子，你下去吧。”“先生，”马韦尔转向财务大臣，说道，“您听见了吧？安德鲁·马韦尔的晚餐已经准备就绪，这是您的支票，我不需要。我明白您的一番好意。我在这里为我的选区居民效劳。内阁或许正在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人，但我不是。”
马韦尔自始至终行为高尚，他的品格无可指责，他是自己选区居民的忠实代表。虽然并不贫穷，但他的生活方式却是一如既往的简单而又朴素。1678年7月，他最后一次拜访了自己的选区居民。虽然以前他从未有什么疾病，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衰老迹象，但回到伦敦后不久就突然去世了。有人说他是被人毒死的。这可能不是事实。但他是个诚实正直的人，自始至终清正廉洁，他是正义的捍卫者。“善良的人爱戴他，邪恶的人惧怕他。极少数的人效仿他，但几乎无人可与之媲美。”这是他在赫尔地区墓碑上的墓志铭。
和马韦尔一样，本·约翰逊也是个生性耿直而又直言不讳的人。在这位诗人备受贫困和疾病折磨的时候，查理一世很不情愿地派人给他送来了为数不多的一点钱。本·约翰逊把这笔钱退了回去，并且让来人捎了个口信——“我想他送钱给我是因为我的生活陷入绝境，告诉他，他的灵魂已陷入绝境。”
哥尔德斯密斯也是一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深知自己的贫穷处境。他曾经遍游欧洲，靠吹长笛街头卖唱支付路费，也曾经在马厩和露天下过夜。他当过演员、招待员，也行过医。在此过程中一直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尔后，他开始了创作，成了一名绅士，但他从未摆脱过贫困的纠缠。他在自述中这样写道：“我住在阁楼里，为了面包而写作，期盼能够多写一点，好额外支付一杯牛奶的账单。”有一天，约翰逊接到了哥尔德斯密斯的口信，说他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这位医生立即跑去看他，发现他的女房东因为房租问题而逮捕了他，他唯一能够卖掉的东西就是一堆书稿。约翰逊拿起书稿，发现是《威克菲尔德的牧师》。约翰逊确信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便把它卖给了一个书商，得了60英镑的稿酬。（注：歌德说这本书对他而言是上帝的赐福。在他81岁高龄，一只脚已踏入坟墓之时，他对一位朋友说，在他精神发展的关键时刻，《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一书对他影响至深。近来他又重读了一遍，该书带给他的快乐仍然不减当年。这本书从头至尾都极有魅力。70年来，他对作者的感激之情依然存在，并且丝毫未曾减弱。——《福斯特》）
虽然哥尔德斯密斯当时甚至至死一直都很贫穷——他临死前还欠着别人的债务，但他是个不能被收买的人。他拒绝从事肮脏的政治活动。罗伯特·沃波儿当时答应，只要他暗中为他效劳，每年可以给他5万英镑的报酬。当时的三流作家被唆使去记录政府机构的日常事务，以及这些政府机构的反对者之所作所为。在诺思勋爵担任首相时期，“米尼厄斯”是当时的反对派。诺思决定雇佣哥尔德斯密斯，去遏制对他的这些可怕的讽刺挖苦。斯哥特博士是桑威哥勋爵的牧师，他被委派去与哥尔德斯密斯谈判。“我在教堂的一个十分简陋的房间里找到了他，”斯哥特博士说，“我向他说明了来意。我告诉他我被授权向他支付报酬，可是，你或许不会相信——他荒谬可笑地说：‘不为任何党派写作，我所赚的钱足以满足我的需要。因此，你给我提供的帮助完全是多余的。’因此我离开了他的阁楼。”
就这样，贫穷而又高尚的哥尔德斯密斯拒绝了不义之财！他宁愿用自己的笔写出像《两只绣花鞋》这样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也不愿出卖自己而去做政客们的雇佣文人。
普尔腾尼是下院在野党领袖，在一次演说中他引用了一段拉丁原文。罗伯特·沃波儿爵士对这段话有疑义，并说愿意为这段错误引文打赌一畿尼。（注：畿尼，1663年英国发行的一种金币，等于21先令，1813年停止流通。后仅指等于21先令即1.05英镑的币值单位。）普尔腾尼同意打赌。他们查找了经典原文，普尔腾尼被证明是正确的。沃波儿把一个畿尼放在桌子上。普尔腾尼在拿起这个畿尼时，要求下院作证，这是他第一次把公众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现在，这枚用来打赌的钱存放在大英博物馆，被称为“普尔腾尼畿尼”。
皮特，也就是查塔姆伯爵，在被任命为负责发薪饷的军需官后，除了法律规定他的职位所应拿的工资外，他从不多取分文。在和平时期，军需官是允许在自己名下保留一大笔经费的，这个数目总计可达几百万英镑；他是可以把这笔钱的利息占为己有。但是，查塔姆拒绝占这样的便宜，同时也拒绝了外国王室在偿还英国债务时给他的小费，这种小费每年累计起来是相当可观的。不仅在金钱往来上，而且在道德品质上，他同样表现出值得尊敬和公正无私的品格。
威廉·皮特这位伟大的伦敦议会议员也是同样忠诚的。他认为，金钱在与公共利益和人们的尊敬相比，就如同脚下的粪土。他的双手是干净的。正当他与福克斯领导下的在野党进行竞争时，罗尔斯地区的书记职位出现了空缺。这是一份工作清闲而报酬丰厚的美差，年薪为3000英镑。大家都知道皮特家境贫寒，人们认为他可能会委派自己。这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在当时，这种情况也习以为常。但是，他却把这个职位让给了巴雷上校——他的一位又穷又瞎的朋友。因为这样可以省去政府以前决定给予他的救济金。
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皮特的公正无私，可是，他却受到诽谤、抵毁和辱骂。虽然经过他手里的现金有几百万英镑，可是，即使对他恨之入骨的仇敌也找不出他不合法收入的蛛丝马迹，找不到任何可以指控的证据。当国内的那些富豪们纷纷请求给予他公爵爵位、侯爵爵位和嘉德勋位时，他自己总是婉言加以拒绝。在金钱面前，他极度轻视，不屑一顾。皮特还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就像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描述的：那些自认为是很有价值的人，往往具备了真正的价值。高贵的贫穷提升了他的品格。
据说，著名的法国律师钱米尔德在为一件诉讼案辩护时，因为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书没有及时取出而遭败诉。法官的裁决报告递交给了议会并得到了确认，再也不能上诉了。起诉者在拜访钱米尔德时，由于财产损失惨重而悲痛欲绝。他声称之所以败诉完全是由于钱米尔德未提到一份最重要的文件而造成的，它是这起诉讼案胜诉的关键。钱米尔德说自己没有看到这份文件。而这位委托人坚持说这份文件是和其他文件一同交给他的。最后，钱米尔德打开自己的文件袋，经过仔细寻找，他发现了这个文件。他承认如果把这份文件拿出来在法庭上念上一遍，这起诉讼案是完全可以胜诉的，但是，现在已没有任何上诉的机会了。这位律师立即着手采取补救措施。他请这位起诉者明天早上再来，并取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第二天早上，当他的委托人到来时，他就把这些钱全赔给了他。这样，钱米尔德就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财产。然而他忠于了职守，勇于承担了责任。不仅如此，他还跑去拜访法庭法官，请求他在以后递交给议会的报告中再也不要提及自己。虽然这个大的失误发生之后，他竭尽所能地做了弥补，但他对自己再也无法相信。
亚瑟·韦尔兹利爵士（即后来的威灵顿公爵）在印度担任公职时，有一天，海得拉巴王朝的首相给他送来了一大笔钱财。这位首相想探听在阿萨亚战役之后，还会给他的国王保留些什么特权。亚瑟爵士静静地注视了他片刻，然后说道：“看来，你是能够保守秘密的？”“当然，先生。”“那我也是如此。”这位英国将军说。他拒绝提供任何情报，并且很有礼貌地把这位首相送了出去。还有一次，基特尔特区的王公拉甲通过他的代理人向亚瑟爵士行贿1万个金币。这位将军非常愤怒，他吼道：“告诉拉甲，不管是谁做这样的事，我和其他英国官员都会把它当作一种侮辱。”
亚瑟爵士的亲戚韦尔兹利侯爵，也以同样的方式拒绝了东印度公司的主管们送给他的10万英镑。没有谁能让他接受这份不义之财。“我不必提到，”他说，“我独立的人格和我的职务所应有的尊严，使我只考虑自己的部队。如果让我去克扣那些勇敢的士兵们的军饷，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查尔斯·纳皮尔在印度期间，也展示了他严格的自律精神。“当然”，他说道，“只要我愿意，到锡德以后，我起码可以得到3万英镑的贿赂。但是，直到现在我的双手还不需要清洗，尊敬的父亲传给我的这柄宝剑还没有被玷污。”
詹姆斯·奥拉姆爵士也是个慷慨大方和公正无私的人。在印度，当这位年轻的陆军少校被任命为一支集结起来镇压马希·坎塔叛乱的军队指挥官时，他拒绝了这一令人羡慕的职位，因为他的一个朋友要比他更有资格。他认为，在需要平等的地方，任命一个像他这样年轻的军官担任总指挥可能会引起他人的不满，指出这一点是他的职责。当时在场最高级别的军官就是那个资深的陆军上校。奥拉姆说：“这一职位是我所不能胜任的，资历较浅的我愿意服从他的指挥。就像我所认定的那样，如果他获得了胜利，那么，因为我和他并肩作战，我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万一战争失败了，由于对他的任命是我的提议，那么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但是当时的最高统帅不肯接受他的建议，后来经过他反复申请，才最终得到批准。
锡德战争胜利结束后，上级给全体官兵分发奖金。奥拉姆由于是陆军少校，得到了3000英镑奖金，但是他拒绝了。他说，对于这些他所反对的战利品，他分文不取，并把这笔钱全部捐赠给慈善事业。其中包括杜福博士的印度教士学校；在库索尼地区的希尔救济院也分到800英镑。苏伦斯夫人后来写信给他说：“您的捐助我们很乐意接受，因为您忠诚于我们所坚信的正义的事业。”
詹姆斯·奥拉姆从未想过要为自己谋私利。在他看来，金钱应当用于资助别人，否则，它就只是脚底下的粪土。他从不忸怩作态，沽名钓誉，一贯的自然、纯朴。对他的生活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是感觉到：他总是尊重别人胜于尊重自己，总是把别人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事情还重。确实，他拥有一颗博爱的心。正因为他对别人的同情怜悯，将心比心替别人考虑，使得奥拉姆如此强烈地反对一切形式上的不公正。如果在印度的几位主要统治者缺乏这种爱心，那么那里就会成为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人间地狱。（注：见《奥拉姆的一生》，哥尔德斯密斯爵士著。） ↑返回顶部↑